再論 ADHD是否為疾病?

 

近期(2024/10/30),《經濟學人 The Economist》雜誌的兩篇文章引發了對ADHD(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疾病定位的廣泛討論,甚至吸引了著名專家Barkley教授的強烈回應。ADHD是否應被視為疾病🧬,或僅僅是大腦發展的自然變異(Neurodivergent) 🧠,這類爭議每隔一陣子就會提出,我看了兩邊的說法,讓我從科學證據和臨床經驗的角度,來與大家探討這一複雜的議題。

🌟經濟學人文章的主要論點是ADHD不應該被視為一種疾病,而應該被視為一種正常的神經多樣性。這一觀點指出:
  • ADHD診斷標準具有一定主觀性,不同性別和年齡的患者表現差異明顯。
  • 科學家尚未找到ADHD的生物標記。儘管科學研究揭示了許多與ADHD相關的生物學特徵,但至今仍未找到特異性的生物標記,兩名具有相似症狀的ADHD患者,其潛在的心理和神經過程可能完全不同
  • 應該調整環境來適應ADHD患者,而不是期望他們適應環境。文章舉例說明,在學校裡,關閉教室門窗可以減少噪音干擾;安排課程時加入站立和走動的環節,可以幫助難以長時間坐著的孩子。在工作場所,允許彈性工作時間和地點,可以幫助ADHD患者更好地發揮才能。

Barkley 認為The Economist的文章有很多錯誤,他逐點反駁:
  • ADHD診斷雖有主觀成分,但建立在嚴謹的 18 項症狀標準之上。這些標準是經過數十年臨床研究發展而來,並非隨意設定。關鍵在於症狀必須造成明顯功能損害才會被診斷。
  • ADHD的生物學基礎有充分科學證據支持,包括:大規模基因組研究已確認多個相關基因,ADHD患者的腦部結構與功能與一般人存在顯著差異。此外,藥物治療在改善症狀方面的療效已獲得廣泛認可,尤其是中樞神經刺激劑等,對許多患者都能帶來顯著的改善效果【延伸閱讀:MPH長效藥物比較 】。
  • 單純教育或職場環境調整無法完全解決ADHDBarkley 指出,如果ADHD症状大多輕微,就不會被診斷出來。這些被診斷的患者症狀已達到嚴重程度,非輕微可忽視;而且,自己不去改卻要別人改變配合調整,把不適合的工作交由他人處理並由他人承擔責任的想法完全不切實際。
Barkley認為The Economist的文章充滿毫無根據的斷言和缺乏邏輯的推論,並且帶有濃厚的社會主義思想,雖然調整環境對ADHD患者有幫助,但The Economist文章中提出的「透過重新設計社會來完善 ADHD 患者」的想法是不切實際且不可行的。

在臨床工作中,ADHD對患者生活的深遠影響。許多孩子雖然聰明,但總是無法集中注意力完成考試;一些成人患者則因拖延或衝動行為,在職場中頻繁錯過重要的截止日期。未經治療的ADHD患者往往因分心駕駛增加交通事故風險,甚至在人際關係中因衝動行為受到負面影響,搞得自己只能在角落生存。這些困擾並非簡單的性格問題,而是真實存在的功能損失【延伸閱讀: 不喜歡被讚美的孩子】。

究竟ADHD是否為疾病,其實並非爭論的核心。更重要在於如何幫助這些有著獨特特質的人們,更好地適應生活,並發揮他們的潛力。專業評估是治療的第一步,應謹慎考量患者的症狀是否在不同場合中一致出現,並排除其他可能的診斷。此外,治療方案應個別化,結合藥物、心理與環境處遇,並根據患者的需求持續調整。

對於患者及家長,我建議首先觀察並記錄症狀在家庭、學校或職場的影響,然後尋求專業協助進行完整評估。在治療過程中,藥物並非唯一選擇,但對某些患者來說可能是必要的。同時,環境支持與心理輔導的結合,也是不可或缺的介入方式。持續追蹤療效並根據實際情況靈活調整,是確保治療成功的關鍵。

對於ADHD的爭議,反映出現代醫學進步在理解大腦功能多樣性時的挑戰與進步。但無論是疾病還是特質,重點都應放在如何支持患者過上更幸福的生活。透過專業的治療與社會支持,我們能幫助這些「與眾不同」的人們,真正找到適合自己的路【延伸閱讀:ADHD是偉大的夢想家,但卻不是很優秀的實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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